记得在伊索寓言中，有一个关于舌头的故事。大意是说，主人问什么是“最好又是最坏的东西”？聪明的仆人回答说是“舌头”。因为“舌头”既能说出令人心情愉悦、甚至飘飘然的恭维或阿谀奉承的甜言蜜语；又能尖酸刻薄地、说出有如“狗血喷人”、令人咬牙切齿到怒发冲冠、七窍生烟的恶毒之话。总之，完全符合“对立的统一”或“一分为二”的事物普遍特征。所以古代的圣贤读书人，为了约束“舌头”的行为，提出了诸如“非礼勿言或隐恶扬善，以及为圣贤尊者讳或言行一致”之类的行为规范，佛教语言中更有“积口德”之说。足见其高明的良苦用心（所谓“谆谆教导”是也）。可惜那些“会读书而不会用（科学解压缩）”的精英读书人，早就深谙“谎话重复说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规律（整整比后知后觉的德国戈培尔、和林彪的“xxx思想要天天讲”的提法要早了两千多年），却始终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认识论》初级阶段。以至于总是只能跟高等动物一起混迹在“动物世界”中，做出种种事与愿违的事情，至今都走不出“历史周期律”的宿命轮回。完全符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科学原理。
其实，正如良种要退变、沃土会贫瘠化的自然规律一样，在“自由落体运动”般“（天性）堕落”趋势影响下，一个好而有效的道德、行为规范，因为没有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学理论支撑，不能随着时代的前进，加以与时俱进的更新或升级。也会逐渐疲劳、失效而导致最后完全变味的。这总是“说对话、做错事”的社会现象，就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退变的典型表现。比如：
一，从古代的圣贤读书人开始，就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说法，后来更成为所谓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招牌性口号；到了毛泽东的新中国年代，更提出了要“斗私批修、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从理论上来看，对一个以“集体分工合作”为主的人造“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而言，有其客观的必要性。更是成功进行重大的国家或社会工程（如两弹一星或让“国球”乒乓称霸世界等）的条件保证。可惜最后他们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兑现自己说过的正确话。反而带头成了说“假大空话”的榜样，做了跟他的成就一样“伟大”的错事（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上行下效的结果，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几乎已经又回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丛林时代，“丛林法则”成了黑白通吃的潜规则；
二，当年蒋介石，曾经在1934年提出了一个旨在改造国民日常生活模式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计划。可以认为这个计划是建立在提倡“礼义廉耻”之类道德价值观的儒家文化的正确基础之上，具备“以理服人”的条件，的确正确到理应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更被他的儿子蒋经国，在他负责的江西某个地区，亲历亲为地付诸实践，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可惜最后事实证明，他和蒋介石以及当时的国民党，都只不过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客观的就事论事，没有特定的立场）。终于被他们的下属和广大民众“雪亮的眼睛”看穿。用社会争相腐败的错误实际行动，给以“小米加步枪”起家的共产党，创造了崛起的机会。最后将国民党政府赶到台湾岛上；
三，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行动方针，等于公开承认自己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社会理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地摸索前进，应该说是一种科学而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可惜摸着摸着，受到自私、贪婪的“天性”影响，就自然摸到了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彼岸，造成当前这种只能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来形容或比喻的错误社会现状。当时深圳特区的一位负责人，提出了一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判断。一时间传遍全国，成为最激励斗志、鼓舞人心的著名口号，经久不衰。
科学地看，这个类比是对的。因为金钱需要时间来积累，而用消耗生命创造出来的价值、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等效地延长。但是看看这个口号在中国的实际效果吧：为了创造GDP，不惜大力发展并鼓励人们购买私家小汽车，完全不考虑城市道路或交通设施的容量极限，各大城市必然地产生交通拥堵现象。结果，人们每天将大量的时间，都消耗在各种拥堵的长短途交通和马路上，然后再投入大把的金钱来减轻pm2.5的祸害，等于在作无谓的“烧钱运动”。而因雾霾会增加产生疾病的恐惧，反过来又在拖我们刻意追求的所谓“幸福指数”的后腿。客观而言，有如在玩一场“零和游戏”，整个就是一“何对之有”的“浪费金钱、糟蹋生命”现象；总之，我们可以从无数历史经验事实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总是在“不断说正确的话，却永远在做事与愿违的错事”。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这完全是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始终没有一个如自然科学般，经得起推敲质疑或挑战，可以以理服人、更可以通过实践检验来指导实践，而且能够找到并解决实践中产生的一切问题，保证最后一定成功的科学社会理论系统。以至于任何领袖或政府说出的、所有被吹嘘成“千里马”或“千里骡”之类、貌似正确的豪言壮语，只要一“拉出来遛遛（实践）”，马上就露出“非跛即瘸”的原形，最后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历史周期律”的宿命轮回。
其实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如此，完全符合科学新理论认为『客观地看，所有人类社会在表象上，都是由中国文化形成的中国社会、后知后觉的“跟屁虫”（甚至连“黄祸”也不例外，只需要将其改为“人祸”即可）』的判断结论。这完全是因为胡乱解压缩先进、科学而正确的中国文化，跟人类天性产生“共鸣”所导致的谐振结果。
而中华民族一定会首当其冲地、成为直接受害人。因为聪明而具有理性思维、判断能力的中国人，上千年来始终处在“天（性）人（性）交战”的拔河式两难选择中。当人性根据道德判断，认为是应该做的对事时，总是要被自私、贪婪和性欲望支配的天性拖后腿。更由于始终没有一个可以为人性提供支持的社会理论，终于抵不住天性的诱惑而败下阵来。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勾引、诱惑下，虽然在体魄上轻易地甩脱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却像“把孩子（文化）连脏水一起泼掉”般，让自己成为一个十足如假包换的凯子般“土豪”。最后沦为今天这样在全世界“穷得只剩下钱”的“精神病夫”。这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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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2 2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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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总是说对话、做错事--另类“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