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评新闻149）
自从温家宝总理在这一届人大最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语出惊人地提出了一个结论，说『如果不坚持改革，中国有可能再一次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后。引起媒体舆论的普遍关注，更在一些网络论坛上，重新燃起对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种种议论。更发现不少参与者的心态，都是出于对当前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无奈，从而寄希望于再次以类似“文革”的激烈手段，来加以变革、以期一蹴而就。从而证明温总理的这一警示，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对基层民情、民意的一种真实感知。而且种种“内紧外松”的迹象，说明中央领导层已经注意到这种危险趋势可能性的存在，并已经开始着手“防患于未然”了。
但是根据极富哲学内涵的中医理论、以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方法和手段不对，光有良好的动机并不一定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真正的痼疾，更不能靠止痛片或退烧针来根治』而毛泽东企图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来克服历史周期律，以及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彻底失败事实，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由此可见，作为民主主人的“大众皇帝”，如果期望以一个已被实践证明的错误方式（如文革），来改变现实，结果注定只有一个“事与愿违”。理由也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了：那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反思、检讨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教训的真正根源之所在，从而不具备“不犯第二次同样错误”的条件，也避不开历史的宿命』
那“文革”錯誤的真正根源或要害到底是什麽呢？根据科學《新理論》的判断認為，就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在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找到或发现一个可以靠“以理服人”的革命或社会理论，来领导因中国文化加工而具备“通情达理”条件的中国人，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却选择了继续同时当并不完全正确（甚至相当错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跟屁虫”』最后反而在当初许诺的所有“革命红利（如打土豪分田地、过物质丰富的好日子等）”出尽后，就只能靠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来“以力服人”。像“走迷宫的小白鼠”一样地改来改去（所谓“摸石头过河”），一直来到今天这种几乎走不下去的现状，让人有理由担心会不会重新走上历史轮回的老路？所以要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免重蹈覆辙）”，还是一句并不过时的格言。
不过，中国人应该注意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文化的机遇。那就是宏观而言，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历史节点上，何去何从的前途不定、吉凶未卜。甚至不排除伟大的爱因斯坦说“未来可能要用石头来打世界大战”的、跟“玛雅预言”吻合的科学推理。
但是“科学推理”跟“玛雅预言”之间的原则区别，就在于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前者是一种主动权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的微观选择和调整；后者则是某种宇宙运行的宏观规律；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可以相提并论的层次上。所以根据“易经”，理论上就有以“改运”来避免“（世界）末日”，并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可能。这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当仁不让的“天命”所在，和中国人应该全力以赴的当务之急。而科学《新理论》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准备的“利器”。
希望有“近水楼台条件的中国读书人，一起来“共襄盛举”，尝试用“精神战争”的方式，来关心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问题。不要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地“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只知一味“窝里斗”、打文字官司中，出于一己之私而对其（已有无数事实做背书的科学新理论）故意装作不屑或看不见，贻误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最后不仅不能让国家以“釜底抽薪”的策略来另辟蹊径，利用文化优势“反败为胜”，摆脱当前的尴尬处境。反而让自己有可能再次沦为只配挨毛泽东在反右或文革中“整”的一只替罪羊！
请看数年前发表的老文章：文革的启示（文责自负，内容欢迎打假）
中国大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所发动的一场举世震惊、国家动乱、人民受难、民族元气大伤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已成为历史。三十一年后的今天，纵观人类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全部民族内部的“人祸”，无论从什么角度，将这场“浩劫”冠之以“史无前例”的称号，大概是没有人可以提出异议的。如果说五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在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内，都对人类文明的进化，作出过举足轻重的贡献。那么，这场浩劫又从反面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不可掉以轻心的“能量”，应了“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句古训。
可惜，作为“肇事者”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没有一点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一味地希望将这段不光彩的时代，从历史上和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而另一部分受害者和要推翻极权统治的人，却只是将其作为可以痛骂共产党的根据和必须推翻它的理由，并没有从民族精神文化的层次去检讨。这也许正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晚清政府以来，每一届政府都是以“独裁”“腐败”的罪名，被举着“民主、自由”旗帜的 “革命党”所打倒，而上了台的“革命党”，又总是照单全收了上一届政府的全部“遗产”－包括被打倒时所拥有的罪名和“下场”，时间在前进，内容却总是在循环的现象的症结。所以笔者同情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的痛苦，对种种无视人权、践踏人的尊严、破坏文明的行为表示最大的厌恶和遣责。但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深入挖掘一下真正的根源，才有可能确保自己和子孙后代，不会再重复过去的苦难。否则，实在没有理由让人相信，中国人这一次坐上的“改革火箭”，一定不会是那最后还要停在起点的 “云霄飞车”！
笔者亲身经历了 “文革” 的全过程，却又由于种种主、客观的机遇，竟然没有结下任何个人“恩怨”，所以在庆幸的同时，也觉得有责任从另一个理性的角度来检讨一下“文革”，使我们得以充分利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条件，为中国的未来，真正总结出一点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不至于让这种宝贵的“言论自由”，仅仅成为缺席控诉和审判共产党罪行的讲坛（不幸这经常成为事实）。因为“控诉和审判敌人的自由”，是连法西斯和共产党等极权统治下的社会，也从来没有“告缺”过的。可惜中国近代史给我们提供的事实已经可以证明，光有这样的“自由”，只能让自己的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更加偏激而已。
毛泽东是“文革”的策划人和导演兼主角，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了。所以通过“文革”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我们可以看清楚他后期所作所为的真正性质，而不用再拘泥于任何书本或文字的教条分析。
１９６６年的中国大陆，国家和社会刚从５８年的“大跃进”和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 “人财两空”的苦难中恢复过来。对一个拥有近十亿人口的国家，在面临过一场完全违背科学和经济法则的社会总动员的“人祸”，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天灾”（其实也有部分“人祸”的延续）后，竟然能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就重新获得了生气，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奇迹”。以致大多数普通老百性，在迅速来到的生活改善中，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相反，更加大了这种迅速改善和还没有来得及从记忆中完全消失的、国民党政府后期的腐败无能的对比反差。自动地向共产党和政府奉上了可以对自己予取予求的“信用金卡”－迷信和盲从。这同样也使执政的共产党内负责调整政策的领导人获得了信心，觉得他们的确有比毛泽东高明的时候，而想走一条至少从当时看来，是更符合国家发展前途的道路。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就中国的政治而言，他们比起熟悉中国历史和“帝王权术”的毛来，实在是太不“高明”了。在这样“人民生活好转”的时代背景下，硬要把毛说成是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才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最起码也是中了毛的“奸计”。对所有的专制独裁政权而言，总是要预先设立一个“魔鬼”或“危险的敌人”之类的攻击目标，训练群众习惯于永远将枪口对准这个目标，然后把一切要打击的对象，只要套上这个靶标，即使“牛头不对马嘴”，都会成为这个罪名下的牺牲品。而“反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毛给中国人民选定的中空靶标，把他要反对的任何人和事往中间一摆，只要一声令下，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就在刘少奇等领导人，一面在农村搞“四清”运动，以图改善农民的处境，保证国家粮食供应－这个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基础，避免重蹈５８年的覆辙。另一方面，开始另一轮的工业跃进－发展电子等新兴工业，以便赶上世界发展之潮流。从６５年到６６年初，中国大陆是一个社会重新充满朝气和信心的年代，如果“改革开放”是和那个时代连接的话，中国的形势就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不伦不类的了。可惜，那个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这时却发现他自己的利益－不容分享的权力和地位，正在因其他领导人的成功而受到挑战，竟然是和人民的福趾“背道而驰”的。就像中国历代帝王一样，他也选择了优先巩固自己的霸业为重的取向，从而决定在政治战场上，抢先利用人民给予的“信用金卡”，以民族的“透支”牺牲来换取他的胜利。所以，不去认识和批判中国封建的“帝王情结”，孤立地把某个个人看成是恶人或“暴君”，并不能解决以后不再出现暴君的问题，不管他是叫皇帝、主席还是总统。只要“淮北的土壤”没有改良，什么样的“橘子”种到那里，都会变成“枳”的。
如果毛真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所考虑的问题也的确代表了自己政党和阶级的利益。那么即使身处第二线，以他当时所具有的实际威望和党主席的地位，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局辩论，甚至要求招开党代表大会来取得支持。只是他自己很清楚所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是不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是不可告人的，因此才会以一种不太光明磊落的“声东击西”手段来突然发难，并采用了历史上只有民间势力或在野党才会采取的“发动学生闹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政府行动。当他为了庆祝和巩固“红卫兵”为他取得的胜利，而站在天安门上接见全国“红卫兵”时，那种狂热、愚忠的场面，除了宗教和法西斯外，就只有封建帝王才愿意和可能制造出来了。后来发展到事事处处要“三呼万岁”、家家设“红宝书台”天天 “早请示、晚回报”，跳“忠字舞”，建“万岁馆”等，极端的个人崇拜现象，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典型表现。毛泽东到了这个时期，无论是他主观精神的状态，还是客观社会对他的态度，都已经把他当成十足的“封建帝王”。要是这些还不足以为一个人定性的话，那简直有必要考虑，也强调“专政”的秦始皇或武则天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祖师，或支持过义和团造反的慈禧太後会不会是 “无产阶级领袖”了。而一个承认并能接受“封建帝王”统治的社会，又能是什么样的社会，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至于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真是因为要想走资本主义而被打倒的吗？看看邓小平和现在共产党的表现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其实这些人秉承了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形成的，在“（和自己人）斗争中成长” 的传统，所以把毛的这次举动，看成是又一次可以借机排除异己，提高自己地位的机会。从“文革”开始，就不断出现一批人通过“批判、打倒”另一批人，而神气活现地进入“毛主席的司令部”。但不久又被灰溜溜地赶了出来。每一个人都想表尽忠心“站在毛主席这边”，却又都因“反对毛主席”而被打倒。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假设“如果这些人在开始就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毛主席”（因为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的历史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但已经出现的事实却可以证明，共产党内的许多其他领导人，在心态上和毛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这些人的“政治智商”比起毛来，实在差得太多，结果正中了毛的“拉一批打一批”“各个击破”的计策，利用他们的私心，毫不留情地打击了所有的人，让每一个给别人制造“悲剧”的，又都成为另一个“悲剧”的主角。所以，拿他们的处境、表现及遭遇来和封建王朝的大臣相比，才会发现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拿这些事迹写一部“演义”，活脱是又一出现代“开国功勋和立国皇帝间的恩怨”的戏文。在这种明显的事实面前，我们在批判它时，为什么总是还要拉德国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来“陪斩”？万一有一天，马先生的哲学理论重新又获得重视时（其实现在也并没有真正被批倒过），难道我们也愿意给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犯下的这段罪行“平反”吗？
再来看一下“文革”中出现的种种有代表性的现象，几乎无一不是可以从本国历史上找到相似之行为的。所谓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其权力之大远在合法的中央政府之上，但其名之不正和言之不顺，正好拿来和武则天以及其后某些朝代用来排除异己的特务组织对应；“文革”开始阶段，由共产党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组织，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典型封建主义继承论的法统思想，带头引发对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的任意殴打直到杀害，以不可一世的气焰，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指手划脚。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封建王朝时代各种“衙内”的“蛮不讲理”“随心所欲”的翻版升级；学生“破四旧” 的愚蠢狂暴，可以和两千年前，项羽的军队“火烧阿房宫”作联想；“打砸抢”则是大多农民“起义军”，只要不加约束，就一定会发生的行为；至于“夺权”和“派性”“武斗”，则更是历代中央政府瘫痪之后，所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而在文化精神领域里的“打倒百家，只树一帜”的作为，和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动机完全相同，只是严重后果扩大了不知多少倍而已。到此为止，上述种种从上到下（领导到群众）的行为，已经构成一幅全面而典型的封建社会乱象。有人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统治中国十七年所造成的后果”。这未免高估了他们的能量，或贬低了传统文化对民族行为的影响力。我们不是经常强调汉族文化的力量，连成功地征服了汉人的异族统治者都改变不了，甚至自己反而被同化溶合吗？而毛和他的共产党，还根本不是马克思派来入侵的异族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改变自己民族的行为，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要是批判“文革”不和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检讨的话，就像情朝末年的“革命党”或后来的共产党，把中国不振的全部责任，都推到满清或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身上，而不去进一步追究封建传统文化中，某些“制造腐败”的根源。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却并不能防止自己走向同样被人民唾骂的结果一样，是达不到“惩前毖后”的效果的。
其实，共产党也发动过一些用意良好的全民运动，如“学雷锋”运动。在运动中，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出面支持，中央直接发文件，开动所有宣传机器，还要层层树立具体“标兵”榜样，不可谓不认真努力。但除了表面上热闹了一阵子外，长期效果是极有限的。而“文革”中，许多过火的行动，非但中央没有下过什么赞成的正式指示“文件”，甚至还公开表示一点反对，结果反而越演越烈。很多越轨或极端愚昧的行为（如打砸抢和跳“忠字舞”、设“红宝书台”之类），都是自下而上地发挥出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惟一可以解释的，那就是因为前者是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后者却是出于整个社会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反映。记得当初共产党夸耀自己领导全中国人民推倒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如果真是如此，应该承认是为中国人民做了大好事。可惜的是，帝国主义势力是被赶了出去，官僚买办阶级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被消灭掉（也许现在又从新形成了），而封建主义－这个最大最重最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的一座 “山”，却从来没被认真的搬过，最多只不过在上面铲了几锹“土”（如颁布“婚姻法”之类）而已。“文革”正是毛泽东用他从历史上继承来的那点“帝王情结”的“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社会原本就存在的封建主义“干草”，从而才能引起这几乎毁了中华民族的“燎原之灾”！这也许才是经得起任何推敲的结论。
今天，海内外的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推崇中华文明，以此为荣并认为是解决当前社会种种道德危机的良方。笔者也有同感，但认为真是如此的话，这种文化一定要是敢于面对现实、承担责任的文化，而不是只知道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夸夸其谈、为虎作伥、“事后诸葛亮”的文化。作为肩负继承、发扬民族文化重任的知识分子，更有必要结合自己的历史遭遇，切实检讨一下自己的缺失。而不要一味在被利用时，将自己看成是“民族精英”、“国之栋梁”。受到打击时，又以为自己“怀才不遇”，是无辜的 “受害者”。在这方面，“文革”有很多值得思考、讨论的地方。
“文革”实质是一场政治权力斗争，这是无容质疑的事实。但毛却选择以文化为“突破口”、拿知识分子“开刀”，这有他“聪明过人”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很大。造成只要有相当学历的人，不管他是否对社会有过什么贡献（如明朝末年那些只知道混在妓女堆里发表“高论”的名士），就可以高高在社会之上，根本没有群众支持的基础，相反还由于自然流露出来的，某些看不起普通社会大众的态度而造成群众的反感，所以总是将安全感寄托在政权的庇护上。他们一方面因为有用嘴和笔来宣传、解释、传播精神文化，影响社会动向的绝对能力，但又是受到“个人自扫门前雪”“明哲保身”“危邦不住，乱邦不入”等，未必完全正确的传统观念影响最深，因而最不团结，最不能取得行动一致的阶层。毛对这些特点看得很清楚，并且从延安开始，就用拉和打的两手，将知识分子作为他“得心应手”的工具。让一部分人作为“毛”附在共产党的“皮” 上，替自己打扮成老虎去吃人和吓人，而拿另一部分人当做“儆猴（社会大众）”的“鸡”。“文革” 是毛这种手段运用最突出的表现，他一方面利用一批像姚文元之流希望找靠山“飞黄腾达”的无良文人，为他制造必要的舆论。另一方面以反对“师道尊严”“学术权威”“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名义，将其余的知识分子打入另册，彻底剥夺了他们发出反对声音的可能，得以制造出“全民一致拥护”的假像。毛的这种目的之所以能得逞，除了本身的操纵能力外，也因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弱点太了解了。“文革”中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又扩大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黑九类”，且不说这种分类法根本上之荒谬错误，但这些身分的大多数，在字面上至少是被那个社会公认为负面的。惟独“知识分子”是个例外，不仅过去历代奉行“学而优则仕”的政策，连共产党不时也要肯定一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如果不是缺乏群众支持的基础的话，毛就不敢、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做到的。正因为这种弱点，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的 “笔刀舌剑” 只能被极权统治集团所利用，而不能成为有群众支持基础的“民主代言人”－他们本来最应该、也最有资格担当的角色。难道真是只能如此吗？
笔者有一亲戚，他有“复杂的海外社会关系”－一个“文革”中足以让许多人由此倒霉的重要因素。“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正在一个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中等城市的科技部门工作，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 的地方，而且他们的机关所在，马路对面就正好是一所省重点中学－市红卫兵的总部，本来这个机关和他本人都是最有可能受到“文革”冲击的。只是他自小受到家庭熏陶和亲人各方面的呵护，毫无“社会经验”和“政治嗅觉”，也不懂“难得糊涂”的道理。“文革”前只知不断向本职业务的难度挑战而受到领导重视，和同事坦诚相待，既无害人之意，也无防人之心，连自己是“内控使用对象”都不知道。正是这种背景下，“文革”开始后，虽看不惯“破四旧”和“打砸抢”行为，但出于看到各级政府，竟然要把许多起来反对他们“的确存在的某些错误”的人打成反革命的义愤，居然带头出来“造反”，并成为这个系统造反派的总头目。由于当初“造反”的动机并无个人的任何野心或“公报私仇”的企图，所以一切均以正面的政策理解和人性道德为准则，加上他的不懂“政治牌理”和“世故”（这在正常时期可能行不通），只知合乎道德情理地处理一切，遇事总让在场各方都处在理性的状态下，反而经常获得“无往不利”、“出奇制胜”的效果。结果这个机关原有的各级领导人，即使在被“夺权”之后的批判中，也几乎没有受到人身伤害，群众之间从没有发生过武斗，而机关场所也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冲击破坏，还能继续出一些业务成果。他本人也从“文革”开始到“四人帮”倒台后的整顿期间，历经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都“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任何打击迫害，连所谓“讲清楚学习班”都没有被要求参加过，保持了完整的人格和尊严。这也许可以成为现实的“因果关系”的有说服力的实例，他无意中种下积极帮助周围的人不（或少）受害之“因”，收到了自己不被加害之“果”。这个绝对真实可考的例子是否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虽然知识分子个体并不都具备直接和极权抗争的力量，但只要其中的大多数，意识到自己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将一味“逆来顺受”的消极被动，改成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主动发挥一点理性道德的影响，让社会大众在面对重大事件时，有善与恶、是与非的对比机会，相信大多数人都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否则“民主”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那么，即使不能阻止“文革” 的发生，但至少可以将不人道、不理性甚至无知透顶的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自己也就不用老是扮演要被同情的“受害者”角色了。
正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的立足点寄予统治政权而不是人民大众（真正民主的主人）身上，当政治出现不稳时，他们中间的一小部分，直接投靠当权者，极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之能事。而大多数比较正直不愿“同流合污”的（或者还有一些想“进身”而不得其门的），马上就失去了“靠山”而感到“孤立无援”，只能“噤若寒蝉”“任人宰割”或有可能的话“周游列国”去了。而这两者都起不了“知识分子应具有一定的良知，对社会的不公正和现存价值具有批判精神”（西方字典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的作用。所以，对这场几乎全民参加的“不民主运动”之所以能发生，并可以持续十余年之久，从“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作自我检讨的必要的。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主要是靠知识分子来继承，诠释，发展和传播的。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要担负“去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重任。如果说文艺是社会精神面貌的反映的话，那么在中国总是大行其道而广受欢迎的描写歌颂帝王将相或“清官”的文艺，不正证明他们所期望的，其实只是要一位圣明的皇帝和“包青天”那样为民作主的“父母官”而已吗？而这些帝王或“清官”，无论他们有多么大的才能或贡献，但行为准则上都肯定是和现在宣称要实行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这里面反映出的作者（知识分子）和读者或观众（社会大众）之间的供求互动关系，可以认为中国之所以至今摆脱不了专制极权的统治，绝不是因为共产党或它之前的历届政权的强大，而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还没有从和民主格格不入的传统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八九民运”中出现的，那些诸如 “文革”式的口号，和“下跪请愿”之类、让只能和“文明”“尊严”“自豪”等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感到尴尬的行为，更进一步为上述论点提供了论据。而这个责任，在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传统观念的社会里，应该主要由谁来负是很清楚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又面临一个选择自己前途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走自己的封建主义老路，早已被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了。走西方的，连他们自己的学者都认为只是“第二好”的资本主义民主道路吗？实在不能想象中国的有识之士，会相信“中华文化加上一人一张选票就等于民主”这个公式的。作为一个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其出路应该、也只有从自己的文化中去找。但愿“文革”这场以牺牲了无数杰出人才、葬送千万有为青年的前途和无法计算的经济损失为代价的浩劫，能激起中国人认真检讨自己文化的勇气，让优秀的中华文化一洗几千年来不断沾染上去的污垢，以其真正内在的“博大精深”的特点，为自己国家和民族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光明之路” ，再以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优势，必将重新焕发出它应有的光芒。这才是我们对祖先和所有因国家和民族灾难而牺牲的同胞们的最好的缅怀，和对自己千秋万代的子孙们最负责任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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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7 8: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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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文革”的要害和“世界末日”的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