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被西方在“兽文化”和丛林法则基础上形成的错误社会理论及其学者权威的太监、佞臣般误导下，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他们先根据一切生物皆有的自私贪婪“天性”，以所谓“民主”的概念，把客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社会基层的大多数人，吹捧成“大众皇帝（民主主人）”，然后通过没有定义域限制的、鸟啼蛙鸣般的所谓“言论自由”，以手中掌握的主流话语权（包括报刊、影视在内的各种宣传媒体），“以售其奸”地，把多数人忽悠成可以不负责任、想说什么说什么，无知而为所欲为的“大众昏君”，最后沦为他们用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傀儡（中国人只要想想当年袁世凯是如何被他的儿子所办的“顺天时报”所忽悠、而当上短命皇帝的事实，就知道了）。而我们煞有其事地，嚷嚷着要争取、保卫的“知的权利”，原来只不过是受各种不同利益需要驱使，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一批批“假新闻”而已。其实包括失联客机乘客在内的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浑水中的、一条条任人摸取的“鱼”而已。其实我们在精神上还根本没有走出由丛林法则主导的“动物丛林”。因为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有效保证“知道真相”权利的社会理论！

请看16年前在美国纽约侨报上发表的老文章：我们真享受到“知的权利”了吗？
    
初来到美国，看到这里的新闻媒体，品种多样、形式活跃、消息来源多、报导迅速及时、观点全面、内容丰富， 一时间的确兴奋不已，以为西方社会当前的这种“新闻自由”，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真正满足了我们“知的权利”。
    
的确，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维护“新闻自由”和“知的权利”是两项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原则。人民要想真正当家作主， 当然首先要了解有关事物的发生和发展， 然后才能以自己的良知和价值观取向，表达好、 恶的意见和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所以各种媒体，就是提供这些资讯必不可少的管道和桥梁，是实行“民主”的重要工具。
    
但是，以良知作正确判断的前提，就是我们不仅要知道，而且知道的必需是“真相”。众所周知，在战争中，某些失误并非决策者的智力不够，而往往是对手巧妙地制造和提供了一些“假情报”所导致。其中最典型最有名的，莫过于二次大战时，欧洲盟军在诺曼第登陆前，英国为希特勒成功制造的一系列“假像”，被当做可靠情报送到德国最高当局，使其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兵力布属，才让盟军得以较少的牺牲顺利登陆成功，彻底扭转了战局。由此可见，不真实的“消息”对我们的正确判断，不但无益，反而可能有害。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经常要“身受其害”。因为在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下，为了吸引读者、刺激销量，一些“道听途说”甚至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都在“自由”的招牌下，以“新闻”的面貌出现，使得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经常同时出现截然相反的报导，民众根本无法从中得知“真相”。难怪这里许多专家学者，对某些事物的判断预测（尤其是发生在大陆、香港的事），经常出现失误，不断跌破“眼镜”。剔除那些有意“唱衰”者外，恐怕大多都是受不实“新闻”之累，像当年希特勒一样，以错误的“真相”为依据，当然得不到正确的判断，而和本身的学识能力无关。
    
不过，最可怜的还是号称有 “知的权力”的民众了。经常看到这里有人为文，替中国大陆人民“打抱不平” ， 甚至以那里对按“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无法完全认同的，有关英国戴安娜王妃绯闻或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报导不多为由，批评当地人民“知的权力”被剥夺。诚然，那里的新闻制度的确有某些可议之处，但如果说一定要全盘照抄西方，则实在不敢苟同。其实仔细想一想，所谓“知的权利”，应该是确切地被解释为知道真相的“权利”，否则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真是比大陆人民得到得多吗？就以关于戴安娜的报导为例吧，除了她和新情人一起在车祸中死亡，以及英国举行了盛大葬礼并不断怀念，这些包括大陆人民在内的全球皆知的事实以外，我们究竟还多知道点什么呢？请看：

报导说戴妃：“准备结婚”“没有决定”；“怀孕了”“有关方面否认”；“是被狗仔队追车害死的”“是因为驾驶酒醉才出车祸的”“是英国皇家阴谋害死的”；．．．。那么，戴妃到底：“结不结婚？”；“有没有怀孕？”；“是什么原因丧命的？”；．．．？我们在这些事实方面，真比中国人多知道点什么真相了吗？原来在很多事件中，我们只不过比中国人花了更多的钱和时间，去买报和看电视，参加了一个可能“有趣”，但无关事实的“真假新闻博览会”！（ 发表于98年10月20日的侨报论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