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理论》看来，这绝对是有其科学道理的，因为社会在这方面的种种负面表现，都可以恰如其分地、被说成是患有多种损害肌体，甚至危及生命的“社会病”。所以想要恢复健康，当然就需要进行针对性治疗（就是直接的“反（对）”）。但是回顾历朝历代所有“反这、反那”的政府对策，都只能归结到一个“下医治病”的模式，也就是不能找出这些“社会病”的真正病因，来加以“根治”，只能用一些止痛片或退烧针之类的治标方法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取得暂时而有限的“疗效”。而根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之亦然）”的客观互动规律，这些带菌社会身上的病“魔”，也会从上一次的失败打击中总结经验教训，增加自己下一次的“抗药性（如改进作案手法、提高反侦察能力等）”，以至于原来一些曾经“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因时代的前进而变得效果不彰起来。最后很可能演变成“晚期癌症”，不是死于病症的恶化，就是被剧毒的“化疗副作用”治死，再代之以一个保留了一切前朝“遗传基因”的所谓“新社会”。这难道不正是中国历史给我们显现出来的轨迹吗？因为我们至今都没有找到真正的“病因”，更无从谈起“根治”。

其实这种社会病乃是一种“遗传基因病”，是作为一种特殊生物的人类，按照生物的逻辑普遍性原则，同样也具有的、包括自私、贪婪、食色等性欲望在内，不能被消灭，且随时会表现出来的“天性”遗传基因的影响所致。所以不要说孔子、马克思、毛泽东这些伟大的凡人，对此都无能为力；甚至连上帝和所有的宗教，除了以“进天堂或下地狱”，从表象上来作点吓阻或利诱的、徒劳无功努力外，也只有一个束手无策，并且已经蔓延到全人类社会。

那么，找到“病因”之后，是否就能有“根治”的办法呢？根据《新理论》，绝对是有的。那就是利用和发挥作为“天性克星”的“人性”，来约束和控制（但不能消灭）天性的能力来自觉、主动地，遏制这些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绝对有害现象。具体来说，就是所谓的“道德”力量。而法制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错误社会理论的影响和误导下，我们非但不知道“人性”为何物，反而把人性和天性混为一谈，更把赞美人性的花环，戴到是个畜生都有的天性头上。而那个丛林法则，从本质上就等同于公开鼓吹要自己“畜牲化”，让“道德”几乎成了多余的“盲肠”。更可笑的是，有些精英读书人，振振有词地、把这些“社会病”的病因，文过饰非地归咎于“制度不健全”或“法治不彰”，把大众皇帝真当成是愚氓“唐僧”，却把自己当成孙悟空，以为只要划一个“（法制）圈”就可以让大家“安分守己”了，这才是真正的痴人说梦。

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因为他们不知道，“守法”本身就是一个除人类以外，其它高等动物都没有（它们只遵守条件反射规律）的概念。而“守法”的前提条件，就是只能在人类特有的道德平台上实现。一旦“道德沦丧”，“法治（或法制）”马上就处于“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自身难保境地。这只要看看重庆李庄律师的狂妄表现，以及形形色色上访事件的尴尬就知道了。而被我们推崇备至的西方“守法精神”，只能认为是他们“进化不到位”，还停留在听从神汉、巫婆般的法律“说了算”的蒙昧时代（笔者对此结论负责，愿跟西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读书人公开辩论），这只要看看西方精英们（如华尔街的银行家或麦道夫之流）的所作所为、其实正在向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靠拢（而不是渐行渐远）的事实趋势就知道了。完全符合“世外人法无定法，方知非法法也”的佛学哲理。

不过，道德平台绝对不是靠口头嚷嚷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它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已经被我们抛弃、遗忘得所剩无几的“羞耻心--一种精神上的疼痛感”。这才是真正九九归一的“病根”之所在，只要不讳疾忌医，故意对《新理论》的科学分析，装作“听耳不闻、视而不见”的回避甚至封杀。那起码在理论上，就只不过是一个“烹小鲜”的问题，完全不用再靠“黄山图片”来真正惹人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