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该不该调整和如何调整“水价”？』似乎成了一个热门的议题。让已经无聊到连佞臣们故意忽悠出来的“贾君鹏白帖”，都可以“事必躬亲”、制造出千百万点击率的“大众皇帝们”，找到一个可以正儿八经地表现“言论自由”的机会。按照中国文化根据表象总结出来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规律，像宋朝那个喜欢唱戏的“昏君”般，越组代庖地、客串起只有理论上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的所谓“公仆”，才应该担当的角色来。
可以认为，“水”对人类而言，绝对是一个几乎可以和空气相提并论的重要物质。不仅人体本身的绝大部分都由水组成，而且是维持生命绝对不可或缺的物质，甚至可以拿来和空气一起合称之为“生命共同体”。只是因为在工业化以前，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有限，根本没有“物质不灭”的循环概念。且开始时人口数量极少，生产水平低下。所以当时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跟大自然活动的能量相比，还属于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级上。再加上长期以来，人类一味受“物以稀为贵”的错误观念影响，把空气和水，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随意取用浪费或糟蹋（污染）、用过即扔的“一次性”产品。特别是当人类社会开始尝到物质享受的甜头后，在贪婪天性的怂恿下，立刻不假思索地拜倒在它的脚下，成了虔诚而狂热的“拜物教”徒，并在西方错误的经济理论的误导下，进一步发展为一股“拜金主义”（向钱看）的思潮。为追求物质拥有的自私目的，可以不顾他人、不计后果地为所欲为。终于在在世界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开始陷地球上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于“有空气不能呼吸，有水不能饮用”的有毒环境困境之中，而且有日益严重、恶化的趋势。总算引起一部分尚有良知的朝野有识之士的重视，开始准备利用“价格杠杆”来控制用水了。应该说，在重新建立起科学而正确的社会理论之前，这起码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权宜之计”。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制定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水价”？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水价”太低（比如恢复到改革开放前的价格水平），虽然可以“皆大欢喜”，但是不仅不能正确如实反映水的市场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达不到“限制浪费、节约用水”的目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已经大大超过国际标准极限的中国，除了故意忽悠外，是绝对定不出一个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合理价格”来的。因为对一个年收入达到几百乃至几千万的家庭来说，就算用几十元一桶的所谓“矿泉水”来洗澡、洗衣服甚至洗车，也只不过“小菜一碟”--完全负担得起。但是如果把水价大幅度上调，对城市中的农民工或低收入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一笔足以影响生活品质的负担了。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水”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所以可以靠“价格杠杆”来调节的消费品，在某种生理需要的程度上，甚至可以把“享用水的权利”，提高到“人权”的平等层次上来。也就是说，和“人权”一样，“享用水权”也可分成基本和非基本两部分。基本部分一定要保证绝对平等，非基本部分则可以灵活掌握。比如说要求“一人一票”的选举和“言论自由”是基本的人权，但是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坐奔驰车，或一定要走路去投票站。更不能要求作家或者普通民众发表水平相当的言论一样来保证“公平”一样。真正的公平本质，恰恰需要从某种表象的“倾斜”中来体现。
所以窃以为，一个地方的水价制定，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根据气候和普遍用水习惯统计的基础上，科学地确定出一个最低人均月用水量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和水厂制水成本，以及政府作为民生福利可能给与的补贴，制定出保证每一个人不分贫富，都可以有公平“享用水权”的基本价。也就是说只要用水量不超过这个上限，就不存在担心“用不起”的问题。至于超出基本用水量标准的那一部分，则应该以“步进加价”的方式来收取附加“特权费”，这笔费用不得计入利润，专用来作为对水资源的环保投入。这样一来，既可以满足富人们“老子有的是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虚荣心，又可以对社会底层大众体现出跟“人权”同等重要的“享用水权”上的真正的“公平”。最后还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更是对公仆们“屁股是否坐正？”的一个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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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11 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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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谈水价的调整
